圣母教堂钟楼

布鲁日钟楼

圣安德鲁修道院

布鲁日运河风景

布鲁日集市广场

2008年，英国人拍了一部电影，叫《In Bruges》。如直译成中文，应该是《在布鲁日》。但有选词比较文学的人，将它意译成了《杀手无假日》。两者一对照，不难发现后者更迷人，译者很可能是一位“标题党党员”。

别看电影的英文名字不太招人，但其商业味儿浓烈的宣传海报却十分雷人：先杀人，再观景。这是商人赚钱的独特之处，既概括了电影内容，又刺激了民众掏钱走进电影院的欲望。的确，电影讲述的就是“两位杀手在英国伦敦杀了人，然后躲到比利时布鲁日观赏风景”的故事。

布鲁日是比利时西北部的一座小城市，离北海14公里，跨过英吉利海峡就到达伦敦了。布鲁日的荷兰语名称“Brugge”。所以，按音译，也有译成“布吕赫”的，其英语和法语名称写法相同，都是“Bruges”。

布鲁日建城时间大约是10世纪，但它的辉煌和繁荣却是12世纪～15世纪的事。那时候，布鲁日不仅自身是欧洲的纺织中心之一，而且还是欧洲著名的港口之一，转口贸易十分发达。贸易和经济上的繁荣也给当地文化和艺术带来了勃勃生机。

Brugge是桥的意思，由此可以想象，布鲁日的桥肯定少不了，共有50多座。有桥就有水，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运河也是布鲁日的亮点，因此素有“小威尼斯”之称。如果看看电影《在布鲁日》中杀手乘舟畅游的情景，你或许会情不自禁地想到：“柔美的风光可以软化杀手的铁石心肠。”

布鲁日至今仍保留着古老的城墙、城门、市政厅和教堂等鳞次栉比的中世纪建筑，说它是一座“活着的建筑博物馆”一点都不为过。就是因为这些古老别致的建筑，布鲁日市中心于2000年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布鲁日的圣母教堂（Onze-Lieve-Vrouwekerk）建于1089年，非常有名，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它的尖塔钟楼高达120米，是全欧洲最高的；二是它保存着米开朗基罗创作的《圣母玛利亚与圣婴》雕像。这是真品，价值连城。

圣母教堂的钟楼是最高的，但依我看却不是最美的。要看最美的，要去几百米开外的布鲁日集市广场。这座建于1240年、高83米的钟楼，是布鲁日的标志性建筑。如果不惜力气，沿着366级台阶攀上钟楼顶部，布鲁日的景致会一览无余。在电影《在布鲁日》中，这座钟楼是不折不扣的“风景主角”，有关它的镜头出现了一次又一次。拿电影中一位游客的话说：“这是必看景点。”

近年来，到布鲁日观光的华人游客越来越多。但与其他游客不同的是，他们除了观看常规景点外，许多人还希望参观一下一个与华人有关的去处——圣安德鲁修道院（the Monastery of Sint-Andries）。因为，原中华民国国务总理、外交总长陆征祥曾在这里出家修行了20多年，而且死后也葬身于此。

然而对于我来说，最先将陆征祥与比利时联系起来的，却不是圣安德鲁修道院，而是2009年拍摄的一部国产电影《我的1919》。影片是反映1919年巴黎和会题材的，内容很热闹，也很煽情，但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却是一句话和一个人。一句话是影片主角顾维钧说的：“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个人则是以配角面貌出现的陆征祥。

在巴黎和会上，陆征祥是民国外交总长兼中国代表团团长。他给我的印象之所以深，不是因为他位高权重，而是因为他有个洋媳妇。需要说明的是，我这么说，绝不是出于“低级趣味”，而是有感于民国的风气开放。试设想一下：刚刚脱胎于大清国封建统治的中华民国，怎么能接受一位娶了洋媳妇的外长呢？

这种现象能够出现而且还能够被接受，我认为最主要的功劳应归属慈禧太后。晚清时，慈禧是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如果没有她的同意和支持，当年热闹非凡的洋务运动和预备立宪就不可能搞起来。正是这两场史无前例的经济政治思想变革使中国国门洞开，也使许多上层精英人士具备了国际视野和中西文化的交流情怀。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娶洋媳妇也就见怪不怪了。

陆征祥生于1871年，可以说是洋务运动的受益者。为了培养外语人才办洋务，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外交部）在北京和上海开办了外语学校。北京的叫“同文馆”，上海的叫“广方言馆”。陆征祥在这两所学校都学习过，主修的是法语。

1893年，年仅22岁的陆征祥被选派到中国驻俄罗斯使馆当翻译。在那个年代，使馆叫公使馆，不叫大使馆。自然，馆领导也就是公使；那时，清廷也不是每个国家都派公使，而是一位公使负责好几个国家。比如，当年的驻俄公使，其实是驻俄罗斯、德国、奥地利和荷兰四国公使，但公使馆设在俄罗斯首都圣彼得堡。当时，欧洲国家通行的外交语言是法语。所以，陆征祥正好用上了所学专长。

当年，清朝的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名叫许景澄。这位许公使是晚清大儒，特别喜欢陆征祥，许多重大会议或交际场合都要带着陆征祥出席。有一次，在一场交际舞会上，陆征祥结识了一位比利时女子。这就是后来成了陆征祥妻子的培德·博婓（Berthe Bovy）。培德是比利时驻俄公使的亲戚，当时在圣彼得堡一家教会教法语。

1899年，陆征祥和培德结了婚。陆征祥的这桩婚姻，出奇之处不仅在于中国外交官讨了外国女子做老婆，而且还在于两者的年龄相差悬殊。培德生于1855年，比陆征祥大16岁。结婚时，陆征祥才28岁，培德则到了44岁“高龄”。

陆征祥婚姻上是幸福的，政治上是复杂曲折的。民国初年，他曾先后8次出任外交总长、3次出任国务总理。其职务变换如此频繁，不仅反映了个人命运的多变，也折射了民国初年的丛生乱象。

为了凸显顾维钧的机智勇敢，电影《我的1919》把陆征祥描述成了一个性格懦弱的人。但实际情况却是，陆征祥十分有主见，办事也很勇敢。从个人生活上讲，作为一名外交官，当年就敢娶一位比他大10多岁的外国人做媳妇，即使拿21世纪的标准来看，也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勇敢的人。

从政治生活上看，1911年10月10日爆发辛亥革命后，在革命是否能成功、清朝是否会垮台等问题还不十分清楚的情况下，作为清廷驻外公使的陆征祥，便于1911年12月31日和1912年1月19日两次联合驻欧使节通电敦促溥仪逊位。这样的举动，不能不说陆征祥有超人的政治勇气和政治判断力。

陆征祥是民国初年的一位政治风云人物。如果要高度简约地概括他一生的话，我觉得可以归结为“一次签字”和“一次不签字”。

“一次签字”指的是1915年他代表民国政府与日本政府签署了《二十一条》。这是陆征祥背上“卖国贼”骂名的根源；“一次不签名”是指1919年他领导的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这是有些人把他视为“英雄”的根源。

但在陆征祥夫妇看来，这两项“功过”并不能相抵。因此，陆征祥夫妇一直为签署《二十一条》而忏悔。1926年，培德因病去世。据说，她在留给丈夫的遗言中写道：“子欣（陆征祥字子欣），我的病大概没希望了。亲爱的，你平生一切都对得住我，只是一件，我认为最不光彩（指签订《二十一条》）；你做这件事，不仅对不起我，也对不起你的国家，还对不起上帝。我死之后，你最好到我从前学习的教堂去修行，也许能得到上帝的赦免，还有望死后上天堂。”

培德曾学习过的教堂就是圣安德鲁修道院。这座修道院始建于1902年。准确地说，它并不是一座单一建筑的教堂，而是由7座建筑风格各异的教堂组合在一起的“教堂群”，所以荷兰语称之为“Zevenkerken（7座教堂）”。这座修道院属于天主教本笃会，建立的目的是为本笃会培养传教士。

圣安德鲁修道院位于布鲁日近郊，离市中心约9公里。这里绿树葱葱，环境优雅，是个修心养性的好地方。1927年，陆征祥在这里正式出家做了一名修士；1929年，他立下“三绝”誓言，即绝财、绝色、绝意，决心终生修道。

1949年，中国历史的上唯一一位“总理修道士”在比利时布鲁日病逝，享年7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