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本华故居

撤离儿童雕塑

在法兰克福的叔本华雕像

自由之路

防御者纪念碑

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年）是一位德国哲学家，代表作是《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本书出版于1819年，叔本华才30岁出头。遗憾的是，这本“自费出版的名著”当时很少有人问津，更甭提给作者带来任何声誉了。

可是，叔本华并未因此沉沦，而是在孤独中默默耕耘。又过了30多年后的1851年，叔本华又出版了一本著作，名为《附录与补遗》。这本书是叔本华的封笔之作，是用来补充说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但谁也没料到，这本书却使已经63岁的叔本华一夜成名，享誉欧洲。后来，王国维把他介绍到中国，叔本华的名字在中国也变得响当当了。

知足常乐的智慧

1859年，去世的前一年，风光得意了8年的叔本华已经70多岁。这一年，《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出了第3版，轰动一时。叔本华在该版序言中写道：“当这本书第1版问世时，我才30岁，看到第3版时却不能早于72岁。但我总算在彼德拉克（意大利诗人）的名句中找到了安慰，‘谁要是走了一整天，傍晚走到了，那也该满足了’。”

少年得志的中国女作家张爱玲曾说：“大器晚成，幸福减半。”但大器晚成总比一辈子不成器好，叔本华深知这一点，所以他感到很幸福。这就是叔本华知足常乐的智慧。

《附录与补遗》是一部用格言体写成的著作。其中的一部分，是写普通人的人生感悟的，可以单独成册。2001年，韦启昌将这一部分翻译成中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取名《人生的智慧》。

叔本华在这书中说，人生的智慧就是如何尽量幸福、愉快地度过一生的艺术。关于这方面的教诲，在哲学上可称之为“幸福论”。

但泽还是格但斯克

叔本华出生的地方很特殊，波兰语为Gdańsk，译成汉语为格但斯克；而德语是Danzig，译成汉语是但泽。

格但斯克是公元980年由波兰国王下令兴建的，起初只是个防御性城堡。叔本华1788年出生时，该地由波兰立陶宛联邦管辖。但该地的绝大多数居民为德意志人（叔本华也是），而且1793年～1945年的绝大多数时间又属于普鲁士王国和德意志帝国管辖。

根据《雅尔塔协议》，这个地方1945年才被重新划归波兰。而且，这里的主体民族德意志人被强迫迁走，迁来的则全是波兰人。从此，格但斯克重新变成名副其实的波兰城市。

叔本华的祖上一直在但泽经商，是当地的知名富商。1716年，俄罗斯沙皇彼得大帝和皇后访问格但斯克，据说就是在叔本华祖父家过的夜。

回顾这段历史，至少一个问题弄清楚了：为什么格但斯克现在是波兰的城市，而出生在这里的叔本华却是德国哲学家。

但随着历史的变迁，特别是1945年德意志人被强行逐出后，叔本华家族在格但斯克留下的痕迹已经很少了。如果你现在去这里旅游，而且还想寻访叔本华遗迹的话，你恐怕只能看到这所红砖砌成的5层建筑，这就是叔本华故居。

二战和东欧剧变关键词

若是徜徉在格但斯克市中心，教堂、集市等古建筑比比皆是。但来到这座城市，最吸引我的，还是那些与二战和东欧剧变有关的地点。

1939年，但泽是一座自由市，行政上不属于德国，也不属于波兰，而属于一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但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于波兰。9月1日，佯装访问该市的纳粹德国军舰突然向波兰守军开火，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

站在格但斯克街头，随便问一位当地居民：“我有两个小时时间，应该去格但斯克的什么地方？”你很可能得到的答复是：“西盘（Westerplatte）。”

西盘是一个半岛，揭开二战序幕的战斗就在这里打响。沿着狭长的半岛漫步，一座座防御工事残骸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好像在静静地诉说着当年的惨烈战况。在半岛尽头，为了纪念抵抗纳粹而献身的英雄们，一座高耸入云的防御者纪念碑拔地而起，又像是死亡者在集体呐喊：“战争再也不要发生了”。

在位于市中心的格但斯克火车站站前广场，一组铜雕塑吸引着往来旅客驻足观看。这组雕塑是为5位儿童塑造的。在纳粹德国侵占格但斯克前，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残酷迫害已在欧洲引起了恐慌。为保护犹太儿童，波兰慈善组织没来得及告知其父母，便将这5个孩子送上火车，帮助他们逃到英国伦敦。

从火车站正前方穿过一条宽阔的主马路，紧接着再左拐穿过另两条不宽的马路，你的双脚会踏上一条用各种文字写成的“自由之路”。沿着“自由之路”前行几百米，跃入眼帘的是工人运动纪念碑和格但斯克造船厂。

在苏联对东欧各国极具影响力的时期，这家造船厂叫“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非常有名，几乎成了格但斯克的代名词。1980年，船厂工人瓦文萨领导成立了当年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第一个独立工会，名为“团结工会”。上世纪80年代，“团结工会”领导了一系列工人运动，最终导致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cp政权的垮台。瓦文萨因此当上了波兰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

喜欢是幸福的源泉

一位西方哲人曾说过，在某种程度上，人人都是生活哲学家。从现实生活出发，人人都有对幸福生活的感悟。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感悟可能并不比叔本华差多少。

作为《中国好声音》的粉丝，我想用歌手汪峰做个例子。平心而论，在看《中国好声音》第二季之前，4位导师中的那英、张惠妹和哈林我都知道，唯独不知道的是汪峰。

一天，女儿对我说：“汪峰自己作词，自己谱曲，自己演唱，是位不错的实力派歌手。”所以，我认真倾听了一下，觉得他唱歌声情并茂，感染力强；歌词朴实动人，听者容易产生共鸣。不禁内心也嘀咕了一句：“汪峰真不错。”

又一天，我在网上“闲逛”，偶然看到杨澜访谈汪峰的一段视频。汪峰大意上说了这么一段话：年轻未成名时，他可以买几瓶啤酒坐在北京木樨地的街边上，一边喝酒一边看路上的人流和车流，那时是自由幸福的。但后来物质条件改善了，生活中有了24小时热水，每年出场费还要涨个五万十万的；名声越来越大了，某年获得了所有演唱奖项，照片还不止一次地登在了著名杂志的封面上。但这时，他却感到痛苦不幸福了。因为在这种环境下，他没有创作出一首打动人心的歌曲。

“这时，我特瞧不起自己。”汪峰真诚地说。他的意思很明白，艺术创作是他最喜欢的，是他欢乐幸福与否的决定性因素，而不是物质和声誉等外在的东西。

汪峰说出了一个朴素的哲学道理：喜欢是幸福的源泉。

知足常乐与欲壑难填

汪峰说的是个人感受，既真诚又智慧。如果把他的这些话推而广之，从一个一个的个人联想到由一个一个的个人组成的全体，个人感悟也就变成适合更多人的普遍性道理，那可就有点哲学的味道了。

从哲学的角度思考，幸福和快乐就是能长久地干自己喜欢的事。否则，就是个人的不幸，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不幸。

自从诺贝尔奖1901年颁发以来，100多年中竟然很少有中国人获奖，以至于有人调侃，如果诺贝尔奖3000多年前设立就好了，获奖者肯定大多数是中国人。

中国科技部部长万钢迂回地解释了中国人难获诺奖的原因。他说，他认识很多获诺贝尔奖的朋友，这些人给他的最深印象之一是，“他们都是长期默默无闻地潜心研究，得一个诺贝尔奖可能要用毕生的精力，三四十年如一日，淡泊名利，投身科研”。

叔本华曾说：“对于绝大数学者来说，他们的知识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这解释了为什么这些人永远不会在他们的知识领域里取得非凡成就，因为要有所建树的话，那他们所做的学问或者学问就必须是他们的目的，而非其他别的一切，甚至他们的存在本身，也只是手段而已。能够获得新颖、伟大的基本观点的人，也只是把求知视为自己学习的直接目的，而对此外别的目的无动于衷的人。”

这就是哲学语言的生命力。它适合于150多年前的德国，也适合于21世纪的中国。

叔本华说了无数如何获得幸福的名言警句，其中关于财富对幸福的影响颇具现实意义。他说过，穷人不会因为得不到巨大财富而焦躁不安，而富人却会因为赚钱计划落空而忧心忡忡；他也说过，财富犹如海水，一个人喝的越多，他就会越渴；他还说过，欲望是人痛苦的根源，因为欲望不会永远得到满足。

在开口谈经济增长、闭口讲增加人民收入的今天，财富似乎变成多数人的唯一追求。但事实证明，财富和幸福并不是一回事儿。

循着叔本华的思路，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幸福公式：幸福=效用/欲望。等式中的效用，在经济学上表示从消费物品中得到的主观享受或满足。道理说得很简单，幸福和效用成正比，与欲望成反比。如果拿人们耳熟能详的成语来解释，就是“知足常乐，欲壑难填”。

1860年，叔本华在德国法兰克福去世。去世前，他捐献了自己的全部财产。根据叔本华的遗言，他的墓碑上只简单地刻上了自己的名字，没有其他文字。

叔本华似乎在利用自己的最后一次机会警示世人：财产再多死后也带不走，简简单单才是幸福人生。